建安二十四年秋，汉水流域连降暴雨，襄阳城外平地水深数丈。关羽率荆州军乘船而进，于禁七军尽没，庞德被擒不屈而死。此役震动华夏，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锋，史称“水淹七军”。千载以来，世人皆言关云长神武天纵，借水势以破强敌，然细考史实与地理，此役之胜，实乃天灾假手于人，非纯然人谋之功。今试为剖辨。
先论天时。据后汉书·五行志载，建安二十四年“八月，汉水溢”。汉代气候较今温暖，长江流域雨季绵长，汉水秋汛素来凶猛。关羽自江陵北上，围樊城于七月，恰逢雨季来临。当时无当代水文预报，关羽纵有智谋，亦不能预知暴雨之将至。若谓其能“借”天时，何不早一月或迟一月？必待水势自涨而后乘之，此非人谋，实天幸也。曹操谋臣刘晔、蒋济后论此役，亦仅言“关羽得志”，未闻有称其能致水者。
再论地利。襄阳、樊城夹汉水而峙，地势低洼。水经注载汉水“至襄阳折而南流”，河道弯曲，遇暴雨则宣泄不畅。于禁七军屯于樊城北郊，正是汉水故道所经。关羽军驻高地或舟中，水涨则彼消此长，此乃战场选择之必然，非关羽能“造”水。若于禁屯于山陵，水虽涨亦无如之何。故水淹七军之效，半由天灾，半由于禁不谙地理而屯兵洼地，非关羽有呼风唤雨之能。
然则关羽岂无谋乎？亦非尽然。云长围樊城，筑长围，立鹿角，断内外，此其谋也。水涨之后，急乘大船攻于禁余部，收降其众，此其断也。然此皆水势既成后之应对，非预先设计。若谓关羽算准八月必有大水，则近于神话。史书所记“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泛溢”，明言“霖雨”为因，“泛溢”为果，而关羽之胜，乃“因”之“果”后之“果”。今人读史，每以结果推导原因，遂将天灾归于人谋，此史识之蔽也。
更有一证若水淹七军为关羽主动之谋，则战后当继续用此策攻樊城。然事实如何？樊城虽被水困，“城不没者数板”，然曹仁、满宠沉白马誓死守城，水退后关羽终不能拔。若水势真为关羽所控，何不更引水灌城？何至顿兵坚城之下，终为徐晃所破？可见关羽不过因水势而取利于一时，非能持久掌控天时。水能没于禁，亦能阻关羽；天灾之利，得之易，失之亦易。
至于曹操“议徙都”之事，更见时人之惑。操之惧，非独惧关羽，实惧汉水流域全线动摇。然司马懿、蒋济谏曰“刘备、孙权外亲内疏，关羽得志，权必不愿。”此论直指关羽之胜乃孤军深入，后方空虚。若关羽真有天助，何须司马懿以“联孙制关”之策解围？曹操最终不迁都，非因关羽可畏，实因天下大势未可轻动。后人以迁都之议反证关羽之威，实倒果为因。
又论关羽此人。云长刚而自矜，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。水淹七军后，梁、郏、陆浑群盗皆遥受印号，其势似盛。然此正见其不能消化胜利——若真有经略中原之谋，当遣偏师据险要以待曹军，而非坐待徐晃援军。关羽之败，非独败于吕蒙偷袭，实败于胜后无备。天降大雨帮其破于禁，亦因大雨而滞其攻势，使曹操得从容调兵。祸福相倚，岂虚言哉？
后世论者，多喜神化关羽。宋徽宗封其为“忠惠公”，明万历进爵“三界伏魔大帝”，至三国演义成书，遂有“关云长放水淹七军”之章回，将天灾写成计谋。罗贯中为凸显关羽智勇，不惜篡改史实，将“秋，大霖雨”改为关羽“预知”水势，将偶然写成必然。此文学之魅力，亦历史之失真。今人读史，当以三国志为本，以资治通鉴为参，不可尽信演义。
试以地理考之今襄阳市北有“团山”，海拔不过百余米，于禁若屯于此，水虽涨不至没顶。而樊城北郊今存“于禁屯”遗址，地势低洼，雨季积水常见。当地父老相传，昔年汉水暴涨，平地水涌如泉。关羽军驻“关羽濑”（今名），地势较高，且有舟楫之利。此天时地利之实，非云长能致之。
再以军事逻辑推之若关羽真能“水淹”七军，当先筑堰蓄水，如后世智伯灌晋阳、王贲灌大梁。然史书无载关羽筑堰之事，亦无开渠引水之文。水自天降，非人所为，此理昭然。关羽不过“乘”水而非“造”水，正如赤壁之战周瑜“乘”东南风而非“造”风，诸葛亮“借”箭而非“造”箭。
然则何以独关羽成此大功？曰时也，势也。于禁为曹操外姓大将中最持重者，反因此役晚节不保；庞德为西凉降将，反因此役留名青史。关羽恰于此时围城，恰于此地布阵，恰逢此雨——此所谓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之偶然凑合。若换任何一将，未必能如关羽之速胜；然若换任何一年，未必有此暴雨。故水淹七军，乃历史之偶然事件，其非凡之处，正在其不可复制。
然此役于三国大势，影响深远。曹操损七军，精锐尽失，遂终其世不复南征；孙权忌关羽坐大，遂决意背盟；刘备失荆州，诸葛亮“隆中对”两路北伐之策化为泡影。一场天灾，竟改写天下格局，此非人力所能逆料。关羽在中国民间遂成“武圣”，然其成圣之途，实始于此偶然之役。历史之吊诡，往往如此。
今人观水淹七军，当明辨关羽非能呼风唤雨，于禁非纯然庸才，曹操非真欲迁都，孙权非诚心联盟。一切成败，皆天、地、人三才交织。若以演义故事为信史，以偶然为必然，则失读史之要义矣。故曰水淹七军，实乃天灾假手于关羽，非关羽能借天灾。云长之勇，千古无二；云长之智，尚需天助。——此可为定论乎？